红军川南游击队诞生地——叙永

2011/8/18

      叙永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素有“鸡鸣三省”之称。全县幅员面积2976.8平方公里，下辖25个乡镇，其中苗族乡3个，彝族乡2个，230个村民委员会，18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现有人口71.16万人，其中苗、彝、回、土家等少数民族4.28万人。叙永人民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这块热土上，曾展开过一幅幅革命斗争画卷，大革命时期，恽代英来川南师范任教，传播革命思想。叙永有志青年傅钟，曾留法勤工俭学，后长期担任红四方面军、八路军、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陆更夫，1923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1933年在广州英勇就义；张子玉，曾任四川郫县、崇庆、灌县三县特派员，负责开展工运、学运、农运工作；刘竹贤，叙永笫一任党支部书记，他们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先后投身革命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创办革命刊物，成立革命俱乐部，开设红色书店等形式，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8月，中共叙永地方党组织创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叙永县党组在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为发展壮大党组织，创建工农政权，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发动贫苦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破仓分粮、分牲畜等运动，特别是1935年2月，红军长征途经转战叙永，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从此，革命斗争在这块热土上掀开了波澜壮阔的新篇章。
    在这支伟大而传奇的队伍诞生76周年之际，让笔者带你走进叙永这片火热的土地，重温革命先辈走过的那段刻骨铭心的历程，领略那种视死如归的革命大无畏精神。

    叙永特区游击队的创建
    1934年1月初，中共四川省委在全川工作计划中提出：“扩大叙永、古宋苗民自治的组织，发动游击战争”。同年2月19日至28日，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在叙永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中心县委机关迁到叙永，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以叙永、古蔺、古宋、纳溪、合江、赤水等地为中心，组织群众斗争。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深入到两河口（今两河镇）、黄坭嘴（今黄坭乡）、分水岭（今分水镇）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春荒斗争，进而引导农民拿起武器，酝酿成立游击队。同年8月，邹风平亲自到游击区，组织正式成立“叙永特区游击队”，王逸涛任队长，中心县委先后派县委委员张友德、团中心县委书记曾德渊、叙永特区区委书记李石坚、团县委巡视员朱华清、中共党员梁亚伯等到游击队加强组织领导。泸县中心县委对叙永特区游击队提出三大任务：打土豪、破仓分粮、给群众以利益；恢复群众组织，彻底摧毁农村封建统治机构；尽量搜集枪支、武装自己，壮大力量。经过努力，扩大了游击队，建立了农会组织，摧毁了部分农村反动政权，建立了公粮公款制度。在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叙永特区游击队发展到近200人；在两河盖首山建立有20多人的苗民赤卫队，并与云南水田寨郑香谷、艾宗藩武装建立统战关系，为地方党组织筹集活动经费。

残存的五龙山部分旧寺庙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成立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川滇黔边区，为今后能更好地发展苏维埃运动和红军，决定在川滇黔边建立新根据地。2月4日，军团长彭德怀在田中接见了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所领导的叙永特区游击队负责人，留下何中舟（三军团某师团总支书记）、陈盛才（三军团五师某团特派员）带领少数干部和部分武装及一些伤病员同原属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王逸涛游击队筹建红军川南游击队，由王逸涛任司令员，何中舟任政委，陈盛才任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军委抽调100多名干部和国家保卫局一个连，特派徐策（三军团六师政委）、戴元怀（红九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余泽鸿（原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干部，到川南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于1935年2月18日，在叙永黄坭嘴五龙山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中共川南特委”。王逸涛任纵队司令员，徐策任特委书记兼政委，余泽鸿任特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司令部下设五个大队。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叙永的革命活动
    1935年2月9日，党中央进驻云南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扎西会议，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在整编中选拔了一批干部、战士，组建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牵制和打击敌人，进行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开辟新苏区，配合红军战略转移。根据中央决定，2月10日，军委在扎西总部驻地，召开了留下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100多名干部会议，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到会动员，同时宣布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领导人的任命。2月18日，红军游击纵队人员和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特委在叙永黄坭五龙山召开纵队大会，川南特委书记徐策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接着宣布了纵队建制和领导人员的任命，司令员王逸涛命、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副司令员曾春鉴（红三军团六师参谋长）、宣传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特派员龙厚生（原国家政治保卫局驻红军通讯学校特派员），红军抽调一个干部连、一个机干连、一个运输排、一个警卫通讯班、一个卫生班、行军中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也留下加入纵队。游击纵队下设五个大队，有七、八百人。纵队建立党总支，大队建党支部，地方建4个区委。红军主力离开叙永后，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叙永为中心，在川滇黔边区开展了一糸列革命活动，牵制敌人，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和战略转移。中共川南特委在叙永组建了中共两河区委；纵队首战木厂梁子，在木厂梁子与川军三十七团三营和民团一中队的激烈战斗中，第四大队长梁亚柏在此次战斗中因弹尽粮绝和寡不敌众后跳下枯井壮烈牺牲。接着在黄坭嘴、五龙山一带，接连打了两个胜仗，第一仗在五龙山附近，打败伪团总古成章、伪乡长陈诚吉带领的云南保卫团200多人，缴枪70余支；第二仗是同川军和永宁精选队共约三个团对阵，结果大获胜利，缴枪150余支。
    红军川南游击队以叙永坛厂落堡为根据地，在此庆“五一”颁布12条《川南工农群众目前斗争的纲领》，并将12条斗争纲领用毛笔书写在农户胡泽云房屋前壁上；川南特委先后派出中共党员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叙永田中、两河、长宁县梅硐、云南威信县、高田等地开展工作，组织成立农会；在叙永两河、黄坭、田中、树坪、分水等7个乡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纵队袭取文昌宫、上马乡、叙蓬溪（上述三地今属纳溪）；击溃天池民团；袭击敌人，截获枪支弹药，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敌人。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产生
   1935年4月，川军逮捕王逸涛的家属当人质，暗中动员王逸涛脱离革命，保证给予高官厚禄，不久，王逸涛就和第三大队长杨登高带了第三大队部分武装投敌叛变。川军委任王逸涛为“川南剿共特派员”，与红军游击纵队展开斗争。王逸涛投敌后不久，张宏光、余得胜等同志却率领红军黔北游击队来到叙永分水岭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合队，特委决定编成两个支队，把原来的川南游击纵队编为第一支队，由刘干臣任支队长，胡宗权任政委，红军黔北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由张宏光任支队长，余得胜任政委，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时又扩充了一些新战士，共有千人之多，力量更加雄厚，全军精神振奋，在川滇黔边区，迅速开展游击队战争。后来在长官司战斗中，敌军两个团居高临下，并从叙永县大坝镇增援一个团四面包围，企图歼灭游击纵队。游击纵队英勇反击，虽然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但游击纵队的伤亡惨重，徐策、张宏光等同志在此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曾春鉴、胡宗权、余得胜等也在此次战斗中受重伤，红军游击纵队队一级干部多数伤亡。等到天明退到威信县簸箕坝时，红军游击纵队只剩七百多人。特委决定补充领导干部，由刘干臣任司令员，余泽鸿任特委书记兼政委，周达山任参谋。曾晋南任第一支队长，李青云任政委，黄富山任第二支队长，龙厚生任政委。特委决定，由中共宋兴（地名古宋、兴文简称）特支书记刘复初率领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前来合队，编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第三支队，由胡志坚任支队长，刘复初任政委。同时，为适应形势、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发展游击区、创建扩大根据地，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中共川南特委改编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特委书记余泽鸿，特委成员有刘干臣、刘复初、龙厚生、李青云等。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斗争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改称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仍以叙永为中心，在四川古蔺、纳溪、合江、古宋、兴文、长宁、江安、珙县、南溪、筠连、高县、江津，贵州赤水、习水、仁怀、毕节、赫章、桐梓，云南威信、镇雄、彝良，昭通、盐津等三省边区20多个县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斗争，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游击纵队在这些县内，攻占敌人碉楼，袭击保安团、队和伪区、乡公所；打开过40多个镇、场，攻打威逼多个县城，解除地主武装，打击惩处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物分给贫困群众，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创建游击根据地。组织农会和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开展抗粮、抗丁、抗捐减租斗争，阻碍税收财源，破坏敌人的军事设施，发动民众反对独裁统治，促进了边区人民的觉醒，使得反动当局惊恐不安，敌视留在川滇黔边区的红军游击队为心腹大患。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敌人一方面急调尾追中央红军的部分兵力，另一方面从四川、云南、贵州抽调兵力对游击纵队发动了接二连三的“三省会剿”。在云、贵、川三省数万敌军和地方民团的“围剿”下，纵队孤军奋战，历尽艰辛，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中，仍坚持斗争。1936年11月16日，纵队从叙永石厢子出发，准备转移云南威信，行至水潦寨、牛屎寨时，遭到川、滇军截击，纵队伤亡重大，进入威信县境，仅剩100余人。18日，在海子坝又遭敌夹击，司令员刘复初因患重病隐蔽于群众家里也被敌搜捕。1937年1月，纵队其他领导人龙厚生、曾春鉴、李青云、刘少成等也被敌搜捕后残酷杀害，红军游击纵队主体以其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壮歌结束了它的光荣历史。而由川南特委和游击纵队组建、领导的贵州游击支队队长赵文海、政委阮俊臣坚持斗争6年之久（1941年初遭失败）。川南游击支队队长金王遂、政委戴德昌坚持斗争达10年有余（1945年夏遭失败）。云南游击支队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坚持12年之久后结束其光荣的斗争历史（1947年2月遭失败）。这三支游击支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同敌人重重“清剿”作斗争，前赴后继，顽强拼搏，尽管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仍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为川滇黔三省边区的解放，为新生红色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石的根基。
    红军精神永远激励老区人民
    红军长征辗转川南叙永，往返于全县25个乡镇中的18个乡镇，在叙永境内与堵截的敌人展开了4次激战，红军在叙永传播的革命真理和播下的革命火种遍及村村寨寨。叙永是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策源地和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改称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叙永为游击活动区域中心，所开展的一系列武装斗争活动，遍及叙永县所有乡镇和云贵川边区20多个县。红军游击纵队在川南特委领导下，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开展了游击战，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减轻了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巨大压力，完成了配合红军战略转移的伟大任务。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领导人在敌人的反复“围剿”和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把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带到叙永，处处以身作则，与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历经艰难险阻而不动摇。当年，通过红军和游击纵队的宣传动员、影响和感染，在艰苦的环境斗争中，红军和游击纵队得到了叙永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有的为红军带路、抬担架；有的为红军筹粮、筹盐、筹款；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救护红军伤病员，安埋红军烈士遗体，掩护失散红军，给游击送情报、运送粮食、弹约、物资、保护游击队伤病员。陈彪（陈兴才）将军在长征时是红三军团五师十五团副特派员，在土城战斗中负伤，用担架抬到叙永五龙山，寄留在一户姓罗的苗族农民家里养伤，伤愈后参加游击队。1936年底因病，被叙永分水岭群众掩护养病，病愈后从叙永到泸州，辗转重庆到汉口。1938年初，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平西挺进队。建国后担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陈彪就是被叙永群众保护脱险后成为将军的幸存者之一。叙永人民从各方面竭尽全力，不顾个人安危，支援红军革命事业，有的群众房屋被敌人烧毁，财物被抢劫，有的坐牢，受尽折磨，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王清和，人称王木匠，叙永黄坭人，中共两河区委发展的地下党员，对党忠贞不渝，沉着机警，是川南特委和两河区委之间的交通员，以木匠身份作掩护，受特委和区委指令，秘密购买子弹、药品、草鞋等物资，常常赶夜路，绕道秘密林间小路，多次机智躲避敌人搜查，把物品安全送达游击队。1935年9月30日一早，他把两位红军伤员护送到山上岩洞躲藏好，刚好回到家里，被敌人围捕，面对敌人的暴行，坚强不屈，视死如归，后惨遭敌人枪杀，建国后追认为革命烈士。坚强的叙永人民以实际行动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支援革命斗争。全县先后有500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游击纵队，据统计，在全县相继发展250多名地下党员，有400多人为革命壮烈牺牲，体现了老区人民无私奉献，百折不挠的崇高精神，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及改称的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南叙永转战、活动期间，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在苗、彝、汉族同胞杂居的叙永，广泛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同胞永生难忘，代代相传。红军在叙永留下了一批历史文物，有《步兵教程》、刻有镰刀斧头的“地瓜弹”、六0炮弹和迫击炮弹、马刀、苏维埃铜币、纸币、典型的“江西扁担”、马灯、瓷盆、钢笔套、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名信片等。在叙永水潦乡坛厂留下了用毛笔书写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和留在县内其它各地的红军标语，受到人民群众的精心保护，至今仍有上百条尚可辨认。有资料记载，有70多名红军烈士的鲜血洒在叙永的土地上，红军和川南游击纵队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叙永的这片热土，红军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史绩。叙永的群山峻岭印着红军深深的脚迹，山山水水洒着红军鲜红的热血，青松翠竹间留有红军的英灵。如今70多年过去了，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和革命先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一直激励和鼓舞着叙永人民奋发图强，团结拼搏、开拓创新、自强不息，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进。（龚才华  曾令奎）

川南游击队第四大队长梁亚柏英勇就义的枯井

川南游击队写在老百姓房屋墙上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