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积极的老龄化理念解决现实问题

2012/5/7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敬老院的老人在观看居委会老年秧歌队表演的节目《扇子舞》。 陈为峰 摄

● 所谓积极老龄化，一个因素就是把高龄失能失智者需要长期护理的阶段缩到最短，以积极的方式把经费降到最低。

●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尊老孝敬文化，对积极老龄化有重要作用。有西方学者看到中国老人们在公园唱歌锻炼展现出的和谐时，感到那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不要忽视中国特有文化与体制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优势

以积极的老龄化理念解决现实问题

“积极的老龄化”是最佳选择

编辑：读者来信版“老龄化的隐忧”系列报道的推出，缘于我们对正在腾飞的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产生的忧虑。从我们前三期的报道以及最近众多媒体披露的当今中国养老问题也可以看出，这种忧虑是相当普遍的，也是不无道理的。许多人都在担心：将来我们如何养老？老龄化的中国发展后劲在哪儿？但据我所知，曾在民政部及其所属报刊工作了十几年、又是芬兰坦佩雷大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硕士、剑桥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博士的你，却没有那么悲观，而是提出了“积极的老龄化”主张。这种乐观源自哪儿？

潘屹：根据老年人面临的三大风险——贫困、疾病和失能，老年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三部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服务三大制度。这三部分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经济或者收入为保障的福利，包括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包括照护保险）等。第二类是为老人提供的老年社会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也包括健康照料、日常生活帮助及情感支持。

老龄化社会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支出，老龄问题成为西方社会的包袱。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由于难以承受养老的过高支出，于是有了一个“去机构化”的趋势，即让住在医院和医疗机构的老人回到社区，在社区内开展护理照护。这个趋势，让许多住院的老人回归社区，节省了大量的社会支出。但是，这种回归社区的趋势还是不能完全解决老龄化的负担，在社区里还是需要有机构提供照护服务。于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原因，西方国家对福利政策做了许多改变，包括削减国家福利、实行福利的多元化、强调个人责任等等，但是多种尝试都不能解除西方国家的福利困境。

2002年联合国世界老龄大会提出了“积极的老龄化”思想，给国际社会老龄工作提供了指导。我所说的积极的老龄化，是加入了特定的具有中国特征的积极因素。

应对老龄化，中国有自己的优势

编辑：要知道，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是未富先老，相对那些先富后老的国家，我们具有明显的劣势。你所说的“具有中国特征的积极因素”是什么？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体系，中国有什么比较优势？

潘屹：中国的老龄化现实是严峻的，此不赘述。我强调的是，在制定养老政策措施的同时，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解决养老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优势。

我认为，积极的老龄化包括几个方面的涵义：是积极主动地行动而不是被动地应付；是预见性、预期性的准备，包括贮备和积淀的意识和资源；是可以产生动力和激励的机制等等。我们之所以要有积极态度，是因为中国有文化积淀、社会制度的优势、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社区建设资源的储蓄等积极因素，这些形成了应对中国老龄问题的有利条件。

首先是中国的文化，具体体现在老龄问题上的集体主义文化。养老服务，不仅仅是照顾护理和家庭服务，老人的身心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在中国，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大部分老人都爱聚众下棋、聊天、唱歌、跳舞。各地出现的以老年人为主的社区文化体育娱乐现象，是中国独有的一景。规模之大，参与者之广，在多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养老的渗透。集体文化不仅促进老人精神和身体上的健康，传递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信息，符合联合国提出的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精神，而且，其表现形式——文化养老是积累储蓄式的，这种储备养老，符合中国的节约预防式的文化传统，节约了国家和社会所要投入的老人卧床不起后的护理成本。所谓积极老龄化，一个因素就是把高龄失能失智者需要长期护理的阶段缩到最短，以积极的方式把经费降到最低。中国这些看似文化娱乐的现象，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需要专业工作者和制度建制等才能解决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积极的作用应该论证为中国养老模式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因素是尊老、孝敬等。在传统的文化认知上，老人不会因为退休而失去家庭社会地位，反而会受到孝敬。还有家庭亲情文化、家庭结构和邻里互助等，在商品社会过程中，核心家庭结构在增多，但是在中国广泛存在的扩展家庭，保持了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帮助依存，家庭依旧是基本的福利单位。中国传统文化多年积淀形成，虽遭侵袭破坏，依旧坚韧地绵延续展，发挥着福利的功能。文化软实力的沉淀力量要大于建构一个护理机制，同时比建立护理机制更难。当然，随着社会建设的推进，需要把这些文化软实力通过政策设计变成一种优越的制度。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把软实力变为制度，构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制。

编辑：这种文化优势的确是我们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的。除此之外呢？

潘屹：还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制度决定了三点。第一是原则，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社会权利。第二是经济基础。中国在理论上解决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全体人民拥有福利权利的矛盾。第三是国家的统筹计划。比如中国政府在社会养老保险的中央财政调控与转移力度，中央补贴基础养老金，从东部到西部的财政转移：西部为80%，中部为60%，东部是20%。

    再有就是中国的社会组织体系。城市的老年娱乐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得到社区的支持。这是一个有群众基础、又有地方政府支持的服务平台。例如，在山东乳山的银滩，每年从4月到9月聚集了全国各地到这里养老的人。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到广场唱歌跳舞。当地政府和社区组织的支持除了提供场地，还提供方便的电源和设备。中国文化养老的形成，以中国的社区组织结构为依托，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网络。而社区组织除了沿袭与变革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外，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的国家设计与建设，因此需要在总结提炼的基础上完善机制建设。再有就是中国多年在社区平台上积累的人力资源、投入的设施建设等资源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