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伯毅：我是一个战争中的幸存者

2014/3/24

涂伯毅在给学生们演讲

演出队在上海演出时，前苏联莫斯科剧院的化妆专家瓦·瓦捷列耶夫在给演出队的同志化妆。

　　人物档案：

　　涂伯毅，1931年出生，四川云阳人。1949年12月入伍，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十二军军政干部学校。1950年10月入朝参战，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1951年被凝固汽油弹烧伤致残，被评定为一级伤残。1956年8月到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休养。休养期间，涂伯毅无偿为休养院进行精神文化教育。由他带领的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课余演出队曾为周恩来，彭德怀等国家领导演出。

　　涂伯毅是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优秀共产党员、模范休养员。2010年被评为新都区首届“道德模范·新都好人”。他说，自己是战争中的幸存者，这些年都是自己赚来的。他希望能够尽己所能，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色彩。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采访了这位传奇的人物。

　　记者：涂老师，参军可以说是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人们对您的敬畏可以说是源于您当时作出当兵的决定。怎么就想到去当兵了呢?

　　涂伯毅：那是读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在住校，应该是1944年。有一天，我的课桌上不晓得是哪个放了一本书。这是一本红册子，书名叫《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写的。不久，国民党就在我们学校来抓共产党。把我们老师抓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这三个字。后来我就考上了当地的重点中学岳阳中学。我的级任老师(班主任)后来被国名党枪毙了。级任老师任姓罗，是个作家，写过很多书。因为受家里人熏陶，我的毛笔字写得很好。罗老师很喜欢我，经常把我喊到他寝室里面去，给我他写的书看，让我写墙报。1948年，老师被国民党抓了，1949年初被枪毙，说他是共产党，这是我第二次接触共产党这三个字。

　　1949年8月，林彪的部队就从巫山峡进川了。我们那儿是双江镇，我就跑到街上去，一看，发觉解放军多讲道理，比国民党好多了。后来我就约了我的一个老同学，去县城看(解放军)。我发现街上打了一个招生广告，中国人名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2军军政干部招生，当时我就动心了，于是就说服我那个老同学去参军。那时我看到一个解放军，听了他讲话，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是解放军的干部?”他说：“是，姓付。”

　　我说：“付指导员，我可不可以参加你们的军队?”

　　他说：“可以呀。你把你的毕业证书那些都带上来考试。”晚上我回去就找我那个老同学，说我们两个要出去闯一下，两个在一起有个照应，我们要死也要死在一起。就这样我说动我那个老同学一起去参军了。

　　记者：当时家里人支持您参军吗?

　　涂伯毅：当时我不敢给家里人说。元旦的时候我给部队请假说要回家去一下，部队说你要在元月三号的时候回来。我回去了，头两天都没有说，不晓得咋开口。第二天晚上，我给我妈说，我当兵去了，我妈当时也没有说啥子。但是我父亲不晓得，不敢给他说。我妈第二天早上说，你要走了叫你弟送你。

　　记者：军人生涯正式开始了?

　　涂伯毅：当时还在四川，学校在四川招了三千多人，都是学生。我们学校名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2军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唐山干校”。

　　记者：学校在四川，那什么时候奔赴战场的呢?

　　涂伯毅：当时国民党起义的军舰从重庆开到岳阳万县，后来就把我们拉到湖北的宜昌，在宜昌住了一段时间，从孝感就一直拉到黑龙江，到了洮南。原来伪满洲国的时候有一个女子中学，它的校址就交给42军的干部学校学习。一天除了学习政治还要清理队伍，讲哲学。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爆发的。我3月份就到东北去了，在军校我还立过一次功。

　　记者：前面说到，当时参军的目的是怀着满腔热血希望保家卫国，要出去闯一下，当真正听到要赴战场的消息时心情怎么样?

　　涂伯毅：当时学校建团，那个时候我们是第一批。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决定要奔赴战场保卫祖国，一些团支部就写请战书，于是上面下令军校的学生提前毕业到部队。当时心情虽然很激动很高兴。我是最后(一批)走的。第一批走了我说该到我们了嘛，二批走了还是轮不到我们。那时部队要办一个文化教育学校，要我到那里去当班长，只有服从命令。到那里做了两个月，接到一个命令，文化教育补习学校停办。再到部队，把我分在42军126师政治部。政治部有100多人，组成了一个政治部工作队，主要是打扫战场，也有管政治的，管宣传的，管军事的等，那里需要你就要到那里去。当时部队已经是从黑龙江到了柳河，再后来就入朝了。

　　1950年10月底，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打响，我们的部队开到了朝鲜东面领海的一个地方，当时我们的任务是阻止美军在海上登陆。那时设了一个兵站，命令我为兵站的文书，平时写点东西，比如打仗有好多士兵受伤了什么的。后来，敌人没有在那个地方登上陆，我们完成任务了。紧接着三野的部队上来了，把阻止美军登陆交给了三野的部队。志愿军司令部要把我们这支部队调往忠县去打击清川江一边的敌人，这就是第二次战役，时间在11月底12月初。因为我们到朝鲜不是给敌人争土地，主要是消灭他的军事力量，把敌人从清川江引过来吃掉他一点。多次吃亏了他就不过来了，敌人也不是傻子。两军对峙怎么办呢，敌人怕我们过去,他们用强大的炮火把清川江封锁起来了，把桥梁呀啥子都整断了。后来想办法，怎么办?当时组成尖刀连，轻装上阵，因为江中心是激流冰很薄，很多战士都掉在了河里，连长相当的机智，下令叫所有的战士俯下身去打滚，最后整个尖刀连一过去直插敌人的炮军阵地。敌人一慌，就逃跑了。

　　那次战争我们打了个胜仗缴获了一百多辆车。敌人在清川江失利，就撤到了三八线附近，我们追到三八线，对峙了一个多月。12月底部队传达了一个会议精神，现在要过元旦了我们要趁这个时候打敌人，提前把元旦过了。我们在12月26日就提前把元旦过了。31日晚打三八线，当时就像放烟花爆竹似的天都变色了，结果我们一个晚上就打下来了，敌人逃跑了。我们去的时候大部队已经过三八线了，那时给我一个什么印象呢，三八线以北是山区，以南是平原像我们成都平原样，南朝鲜的地理优势有利于北朝鲜，这是第三次战役。

　　我就是在第四次战役当中负伤的。1951年了，我们与敌人疆持了一个多月的时间。1951年的2月14日好像是大年初四。我在汉江北边一个山坡上，到了南方是平原，为了便于隐蔽隐藏，不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一般的情况下不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我当时是机关的部队，把机关人员编成一个战斗小组，我在最小的战斗小组里，只有3个人，是42军126司政治部第五站的小组。2月14日，我们隐蔽在汉江北面的一个小山坡上，这一天我总感觉有点不对，有十几架敌机盘旋在我们山坡，当时我就给大老谢(和我们一组的组长)说，我们要摆脱这种境地，你看这边隔座山梁大约有30米的距离，后面有座大山我们翻过山梁就可以给敌人造成障碍。大老谢比较固执，说不能动。后来我就看到敌机从我们这边盘旋过去了，我看到中间有十几秒的时间，我就向北边的上坡移动了十几米的距离。这时一架敌机又来了，我模糊的看见敌机上投下了一个什么东西下来，我就想是不是个炸弹呀，当时害怕，不晓得落在哪里，我把手指脚趾紧扣地。结果下来没有听到爆炸声，就在我想是个啥东西时，“蹦，蹦，蹦”三声后，整个山变成了一个火山。我被围在了火中，很着急。我想我身上还有弹药、手榴弹，万一爆了我就把自己炸死了，就把身上的弹药从火中扔出去了。因为当时我们的衣服是结了冰的是牛皮，所以还可以抵挡一阵子。但是手和脚已经被烧着，肉烧得噼啦趴地响。我很着急，想到中学时候学过的直线是最短的距离，我想我的右后方应该是脱离火海最短的距离，于是我冲出去，出来过后我看到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个山洞，于是我东一躲西一蔽躲到了山洞。当时炸弹还在不停的爆炸。

　　记者：当时躲到山洞去了之后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伤势是什么样子?

　　涂伯毅：我躲到山洞后，想老谢怎样了?他们在哪里?还有多少人受伤?那个时候顾不上自己的伤，但是身上一直在流血，也不晓得是啥像清油颜色的，他们说是淋巴体。

　　记者：您是怎样得救的呢?

　　涂伯毅：大约有几十分钟之后，敌人就没有打了，天色慢慢晚了。我突然发现山下爬上来一个人，是什么人?万一是敌人怎么办?但我一直没有出声，观察他是什么人。后来我看清楚了是自己人，看起是志愿军，就是我们司政治部的卫生员。我就喊了一声：“小林。”

　　当时我给小林提了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想办法把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不得做俘虏。他说等一会儿等天晚了一定找个担架把你抬回去。他说你不要移动，不然一会儿来了找不到你，我说我一定不动就在这里等你。后来他带了担架上来，还有我几个政治部的老同志上来帮我把烧掉了的皮剪下来，做了简单的包扎。

　　记者：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烧的样子?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涂伯毅：回国之后到医院里看到的，当时很悲观，想的是我爸妈看到之后是什么心情，所以我负伤之后一直没有回家，我怕我爸妈看到我这幅面孔。

　　记者：可以想象您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还没有结婚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没有觉得这一切都是当兵造成的?

　　涂伯毅：我当时觉得没有什么前途，年纪轻轻就变成了一个重残，好像一切都完了。1956年末，来到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医院。到那个时候悲观情绪都一直没有得到排解，因为我的负伤情况给他们还有不同，我是全身大面积烧伤造成颜面严重性毁容。毁容这种残废对任何人来讲都是痛苦的，对青年人更是。我曾经是一个街都不敢上的人，害怕街上的人看到我的时候那种眼神，因此我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成天痛苦而寂寞的胡思乱想。往往把自己伤残面临的现实情况，自觉与不自觉地和过去的老同学、老战友相比，有的老同学成了教授、专家，有的老干部成了高级干部，而我现在却落了个残疾身，需要长期休养，这样比来比去越来越觉得当兵太吃亏了，残废更是倒霉透了。这种比较的方法非但没有得到思想上的解脱反而加重了悲观情绪。

　　记者：面对这么悲观消极的情绪，您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呢?

　　涂伯毅：其实我也在想我要做点什么，但很难迈出第一步。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我也先后读过一些书。记得我在病床上拿起的第一本书就是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我也读过《把一切献给党》。我读书其实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从书中人物身上吸取一点力量，得到一点启迪，像我们这样的人今后该怎么生活，怎么去工作，给自己开创一条新的生活道路。自己的命运既然这样我也只能去勇敢的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渐渐的我发现休养院里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伤残军人。他们在生活、工作上都给我做出了榜样，于是我怀着必胜的信念和勇气，以身边的战友为榜样，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学习和工作中去。在休养院我先后做过档案工作、地震观测工作，在课余演出队学习唱歌、跳舞、打击乐、合唱指挥、舞台灯光、美工、音响等在保证完成演出任务的前提下，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一些无线电知识，为全院同志及附近群众维修家电，每当我修好一样家电，排除一个故障，就是我一天中最大的快乐。这样渐渐地我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乐趣。也就慢慢地走出了那种悲观的情绪。

　　记者：我来到休养院之后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对你都很尊敬，大家都对您赞不绝口，听说周恩来总理都亲自接见过您?

　　涂伯毅：中国有句俗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从今天看来这句话对我来说也有所印证。记得那是1958年6月1日，我们课余演出队在首都政协礼堂汇报演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演出后箭步上台来与我们每个同志握手、问话，祝贺演出成功。周总理来到我跟前，同我握手时关心的问我：“你负过几次伤?现在还能唱呀、跳呀?现在身体怎么样?”我当时心都快跳出来了，激动地回道：“请放心总理，我的身体很好。”总理频频点头，会意地笑了。在国防部参加招待宴会时，我有幸同彭德怀元帅同桌进餐，彭德怀元帅亲切而关怀地为我们几位同志挑鱼，并给我们介绍说：“这种鱼叫‘江团’，你们都是从四川来的，你们吃过四川乐山的‘江团’没有?”我们都说没有。他风趣地说：“那不要紧，你们回四川后，也到乐山去演一演，让他们给你们弄点‘江团’给大家尝一尝嘛。”大家都笑了。在国防部宴会大厅里，当宴会结束，我有幸指挥参加宴会的元帅、将军和演出队的同志们唱《社会主义好》。在江西南昌参加宴会时，我有幸与贺龙元帅同桌进餐，陪贺龙元帅喝酒。在广州越秀山体育馆又和贺龙元帅一起观看中国足球队同罗马尼亚足球队的球赛。这是我的福气，将永远激励着我去努力学习和工作，必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辈子。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涂伯毅：荣誉是我的动力和鼓励。

　　记者：涂老师您今年已经83岁的高龄了，回顾这83年的人生历程，觉得值吗?

　　涂伯毅：我一直说我是一个战争中的幸存者，我能活着就是幸福。现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我生活得很好，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结婚，但是我爱人现在对我很好嘛，我还有三个儿子，现在我已经有三个孙孙了，我也在享受天伦之乐了。

　　记者：涂老师，现在很多人觉得老天不公平，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什么都有，而有些人靠努力都不一定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会抱怨，会愤世嫉俗，对此您有没有什么要对这类人说的?

　　涂伯毅：我要给他们说，要具有爱心，人生最大的爱是爱国，有了国才有家，有了国家，你的理想才能实现。过去有句话忠孝不能两全，我说不一定其实能两全。你对父母的孝，你对祖国的忠其实是对孝的升华。你保卫了国家也保卫了自己小家。我认为是最大的孝，当需要的时候要舍弃小家为大家，这是最大的爱。现在的你们条件已经好很多了，我们当时想都不敢想，你们父母把你们送到那么好的学校，有那么优越的条件，那么好的机遇你们不抓住、不珍惜，如果跑了你们就后悔了，现在不要你们去考虑吃，不要你们去考虑穿。好多独生子女享受得更好。年轻人还是应该成才，多学点东西将来为祖国服务。我们毕竟越来越老了，将来祖国还是要靠你们去建设。我们希望你们过得很好，希望没有战争，幸福在哪里，幸福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所以你们现在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要光讲吃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一个人的知识越丰富，你为家国做的贡献越大。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都是为了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更辉煌。(本报记者 李珏汐)